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解与运用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修改的《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修正后的《婚姻法》第４６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所谓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在离婚时或离婚之后，无过错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导致离婚的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制度。对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一、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以往审判实践中对无过错方的经济补偿，而是一种强制性规定。在《婚姻法》修正之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一直在探索离婚案件中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损害及经济补偿问题，比如在离婚案件审理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上倾斜于无过错方，在调解时过错方给予无过错方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等，但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不能真正体现对过错方的制裁，给过错方钻了法律的空子，滋长了过错行为的发生，不利于对无过错方的保护，不利于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而修正后的《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了第４６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引起的离婚，对无过错方存在着损害事实，也就是说，上述行为确已给无过错方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害，过错方应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赔偿无过错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这条规定使受害方享有了一种明确的请求权利，也使过错方的赔偿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实行的是离婚损害赔偿有限原则，只有在《婚姻法》第４６条规定的导致离婚的四种情形即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才可提起损害赔偿。

　　在欧美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规定了夫妻因判决离婚给受害人造成非财产损害有权请求赔偿的制度。但我国在对待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注重伦理道德的调节作用，注重家庭的和睦和家庭的美德，因而在１９８０年的《婚姻法》上并未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些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的丑恶现象如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等愈演愈烈，冲击着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原有的婚姻家庭制度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违法者给予经济上的制裁，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这次修正的《婚姻法》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引进并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为了避免家庭关系的紧张与矛盾，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的泛滥，《婚姻法》在适用范围上作了相应的限制，并没有将所有导致离婚的情况都列入其中，而只规定了四种情形，更多的婚姻家庭关系还需要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引导。

　　三、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过错与无过错不同于一般民事意义上的过错与无过错。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民法上的过错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其行为时，对其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上的不良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强调的是主观方面，而离婚损害赔偿也是由于行为人的主观上的过错所引起的，但它强调的是行为的客观性，是一种客观行为上的过错，即行为人实施了《婚姻法》第４６条所规定的四种行为之一的，才构成过错。特定的行为和特定对象，决定了离婚损害赔偿过错的特殊性，因而，既不能理解为导致夫妻之间感情不和最终离婚的一般过错，也不能理解为第三者插足的过错。

　　而对于无过错的理解也不能扩大到导致离婚的所有因素之中，因为当一个家庭分崩离析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物质与精神因素互相掺和在一起，很难分清在这其中夫妻双方的过错及过错的大小，往往不单纯是单方面的过错造成的，不能将一般意义上的过错与特定的过错等同起来，苛求受害人在导致离婚的起因上没有任何过错，这对于受害人一方是不公正的，即使在婚姻家庭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错，也不能成为另一方重婚或与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等的理由，并在离婚损害赔偿中成为免责的条件，这样受害人就很难提出赔偿的请求，从而不能体现婚姻法对受害人进行保护和对行为人进行制裁的作用。只要行为人具备了四种行为之一而导致离婚的，相对一方没有实施的，即没有过错，就有权要求行为人赔偿。

　　四、《婚姻法》第４６条列举的四种情形所损害的客体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制度，《婚姻法》第４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和婚姻家庭关系的义务。上述情形与婚姻法的基本准则是背道而驰的，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婚姻法》第３条第２款对上述四种行为作了禁止性的规定：禁止重婚；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而因为上述情形所导致的离婚直接侵害的对象是无过错一方以及家庭的其他成员和因缔结婚姻而形成的特殊的身份关系，但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提起只限于婚姻缔结的双方当事人，即夫妻之间的无过错方才有权提起，而不是其他家庭成员或家庭以外的第三者，婚姻法的这一规定侧重于对合法婚姻中的夫妻身份权的保护，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和睦。

　　根据以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提起，除了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必须具备三个特殊条件：一是损害事实的存在，也就是说过错方已经实施了《婚姻法》第４６条所规定的四种行为之一；二是提起的主体是无过错方，假如夫妻双方都实施了上述四种行为，都是有过错方，都给对方造成了损害，就能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三是离婚事实的存在，这是损害赔偿的基础，即使过错方实施了上述四种行为，双方都未提出离婚，未引起离婚的后果，无过错方就不能要求过错方赔偿，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离婚损害赔偿必须在离婚时或离婚后才能提起。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限于精神损害，还包括实施家庭暴力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由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侧重于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所确定的夫妻的身份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权，它不同于财产权，不能直接体现为某种物质利益，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愉悦，夫妻的互相忠实和尊重，家庭的和睦和稳定，给予人精神上的力量，当过错方实施了４６条所规定的行为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必然给无过错方精神上带来极大的损害，因而由此引起的离婚损害赔偿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损害，赔偿的是精神损失；但是在过错人实施了家庭暴力时，必然会造成人身的伤害，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赔偿；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时，也可能发生财产损失的赔偿，这些物质上的损失都应当由过错方个人赔偿。

　　三、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失的赔偿标准问题，争议较多，难度较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侵权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离婚损害赔偿中对夫妻身份权的精神损害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不属于该解释所规定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因而许多内容不适用于离婚损害赔偿，而该解释规定的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几个因素却可以借鉴，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也不宜规定得过细，法官可以根据过错方侵害的手段、方式，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后果及其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并要考虑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予以综合判断、自由裁量。依照处理民事案件的一般原则，赔偿的是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即损害的结果。但离婚损害的赔偿取决于过错方对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程度，其外在表现形式在于：１、过错方实施行为的多寡、时间的长短、手段的恶劣程度、公开度以及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控制程度等；２、对受害人肉体所造成伤害程度；３、受害人受害后的后果。这些是决定赔偿数额的内在因素。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是赔偿数额的外在标准，精神损害是非财产性的，不能简单的计算，必然需要一个参考的系数，同时精神损害又是不能以物质来弥补的，因而笔者建议在量化精神损害的标准时应当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１至２倍作为基数为宜。由于离婚损害赔偿发生在某个特殊的家庭之中，有其特殊的家庭经济背景，因此在赔偿的数额上应当考虑过错方的经济能力，不能因为案件与案件的不平衡而在赔偿上千篇一律，对有经济能力的应增加赔偿的数额，否则，达不到制裁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作用，也就起不到相应的警示作用。

　　四、在处理离婚时提起的离婚损害赔偿，应当注意赔偿财产来源。离婚损害赔偿是由于过错方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应由其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不能成为赔偿财产的来源，不能简单以财产分割上的倾斜来取代赔偿，而应在财产分割之后，由过错方以个人的婚前财产、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约定的其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分割后属于其个人的财产来进行赔偿，不足部分以金钱给付，从而使赔偿得以及时实现。

　　五、在处理离婚损害赔偿过程中，发现过错方的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的，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公诉案件的移交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属于自诉案件的，建议当事人提起刑事自诉，以打击破坏家庭婚姻关系的违法犯罪活动，给无过错方以精神上的安慰，减少过错行为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损害。